刘维林代表：养老服务驿站要满足更多需求

截至2020年底，北京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达378万人，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将有近四分之一市民是老年人。

6年前，北京市制定实施《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这也是全国范围内首部关于居家养老的地方性法规。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表示，目前北京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型，全市建成超过100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覆盖相当大范围，但功能尚不完善，发展也主要依靠政府补贴，尚未发展成长为一个成熟模式。

刘维林建议，继续丰富养老服务驿站功能，探索可持续发展的经营模式。目前，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在家庭环境、养老设施、医养结合、服务队伍等方面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有待提升。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走进新京报访谈间接受记者专访。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 对话

北京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已经成型

新京报：您在北京市人大任职期间，曾牵头起草《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并于2015年实施。6年过去了，北京的居家养老服务发生了哪些变化？

刘维林：《条例》实施6年多来，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明显的进展、积极的成效。首先，大家对发展养老服务的认识更深刻了，思路更明确了。对发展养老服务的方向、重点也更明确，形成了共识。

北京人养老，在机构里的有2%左右，98%是居家生活和养老。那么我们要发展养老服务，首先要考虑覆盖大多数老年人，所以我们把方向和重点确定为建设居家养老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在建设居家养老服务体系过程中，政府、社会、市场、家庭都是什么角色、什么职责和定位，经过这些年的实践已经越来越清晰了。

新京报：北京目前建立的居家养老社会化服务体系包括哪些部分？

刘维林：经过这些年的实践探索，我们越来越明确，居家养老服务参与各方的角色定位越来越清晰了。就是：政府承担的是兜底的服务和基本养老服务，社会力量是专业运营，还有一些互助养老服务、公益志愿服务，也就是社会组织。

这是一个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政府不能包办一切，政府是起主导作用，指导、引导的作用，担负兜底服务和基本养老服务。在这个体系中更重要的是社会力量，它是养老服务提供的主体，社会力量也要深入广泛地参与。

养老服务不完全是一种盈利性的事业和产业。应该说是公益、半公益性的，但是它又要可持续发展，满足老年人多方面不同的需求，需要市场机制起作用，因此我们把它定位为社会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需要社会力量进行专业运营。

在养老体系中，家庭、个人处于基础地位，非常重要，这是不可动摇的。家庭子女要负养老的重要责任。

在实体层面，6年来，北京市的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建设已有明显进展，“四级三边”的养老服务体系已经建成。所谓“四级”，就是市里有统一的指导的平台，区里有统筹平台，街乡镇有养老照料中心，社区有养老服务驿站。所谓“三边”，是围绕老年人身边、床边、旁边的迫切需求提供服务。

同时，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社会化体系逐步形成，包括社会力量参与、养老服务的覆盖、养老服务品质的提升等。我认为《北京市居家养老服务条例》实施这6年多来，至今体系已经成型，已经逐见成效，取得积极进展。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养老服务驿站模式尚未成熟

新京报：近些年，北京建设了很多社区养老服务驿站，今年北京两会上，有代表提出，有的养老驿站面临硬件设施和服务人员短缺，建议整合老旧小区资源用于养老驿站建设，组建专业人员队伍。您对此怎么看？

刘维林：我很关注这方面情况的进展和有关方面的意见建议。因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是把养老服务嵌入社区，离老年人最近的服务载体。自2016年北京市第一家养老服务驿站在三里屯出现以来，政府这几年一直在推进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这实际上是要打通老年人“三边”服务的最后一段距离。目前，北京有超过1000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覆盖范围相当大，但是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模式仍在探索，我认为还没有走出一条成功的道路，还没有发展成长为一个成熟模式。

新京报：为什么这么说呢？

刘维林：主要是现在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的建设规模、功能发挥、效益情况等还不完善。专家分析，说有80%以上的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入不敷出、难以为继，甚至有的关门了。

养老驿站目前面临的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

养老服务驿站需要满足居家老年人的就餐、精神文化、医疗、紧急救助等需求。但大家现在反映，就餐需求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满足，医疗卫生需求满足度更低，精神文化、紧急救助的功能也没跟上。

与此同时，社区养老服务驿站“造血功能”不足，它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支持、补贴来运营。我们分析，居家生活老年人的消费观念、消费能力等方面还不够。社区养老服务驿站还是需要想办法来提高效益，保障可持续地运营和发展。

新京报：对这些问题，有什么破解的办法？

刘维林：我注意到，北京市民政局最近出了一个加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建设的办法，支持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更加开放、多元化经营，为居家老人提供多样化服务，包括一些急需的医疗卫生、精神文化、养老产品和服务。我想，破解方法还在探索过程中。

加大推动养老服务人才发展的步伐

新京报：两会上，还有政协委员建议，对有老人需要赡养的家庭进行经济补贴，或者实施带薪休假，减轻家庭的照护压力。对此，您怎么看？

刘维林：我赞成这种建议。在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里，家庭是基础，老年人的子女、亲属首先要承担起养老责任。包括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心理、精神文化上的安慰等。如果子女亲属放弃了养老责任，这个体系是建不成的。

围绕着巩固家庭养老基础地位，政府需要做多方面工作。这就包括免费的养老技能培训、经济补贴，以及近几年大家热议的带薪休假等，此外，建议为赡养老人的家庭成员提供喘息服务和志愿服务，帮助他们分担养老责任。

新京报：去年11月，北京市民政局出台政策，对毕业生进入养老行业提供一次性奖补措施，现在养老行业人才配备情况如何？

刘维林：养老人才的缺乏是发展养老服务业、特别是居家养老服务业的最大瓶颈之一。养老服务人才队伍、专业的力量，这一块的短板是现在最需要去推动解决的。

北京市给高职生、大专生、本科生分别给予4万、5万、6万的入职补贴，支持他们投身养老服务领域。我说这是一个好政策，一个积极的信号。

沿着这样的方向，还可以再进一步扩大思路。比如，这个政策仅面向在外地上学毕业的北京籍学生和北京地区学校毕业生。我认为，对养老人才发展的推动步伐应该放得更开一些。

其实，不仅一线养老护理员，运营管理人员，包括养老院院长，各个层次的养老人才都紧缺，出更多的政策，要以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力度来推进。

北京市人大代表、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会长刘维林走进新京报访谈间接受记者专访。摄影/新京报记者 陶冉

基础建设、适老化改造都应加强

新京报：截至2020年底，北京有户籍老龄人口378万人。部分老人不会使用智能手机，导致他们生活、消费不方便。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刘维林：这是目前大家都高度关注的问题。2019年，中国网民里老年人群占6%多，但同年全国老人有2.54亿人，占总人口比例为18.1%，相当比例的老人没有融入互联网时代。有的是没有设备，有的是学起来困难，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疫情中要扫健康码，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了，国务院办公厅去年11月份专门出了20条意见，就是切实帮助解决老年人使用信息技术遇到的困难，我看现在各方面都重视了，也有了很多积极的变化。

我一直说，老年人总体上滞后于我们的互联网时代、信息化时代，但老年人有充分的时间，完全可以通过学习掌握上网技术，再加上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更快地跟上互联网发展的步伐。

新京报：要服务好北京市的数百万老人，您觉得当前应该做好哪些工作？

刘维林：过去6年，北京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很明显的进展和成效，但还有薄弱环节和短板。比如，社区、家庭的适老化改造。这是一个大工程，社区的硬件设施要做到无障碍，文化和社会环境也要让老人感到安全、舒适、幸福，要建设老年友好社区。这点目前重视得还不够。

基础建设也存在不足，特别是中心城区的老旧小区。社区要整合各种资源，把可以服务老年人的文化、教育、卫生、体育、娱乐资源整合起来，在体制机制上进行整合，这是基础设施建设。

在整个居家养老服务体系里，老年人的健康服务和保障也就是医养结合，是重中之重。要思考如何让居家生活的老年人吃药、看病更加方便。目前，政策层面对老人生活照料做得不错，下一步，包括老人医疗诊治转诊流程在内的健康促进服务保障体系要更加健全。

最后，养老人才的欠缺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当前应该推动居家养老服务智慧化，线上已经有多种方式可以给居家老人提供服务，包括物业管理+养老服务有机结合的模式，也应该加快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