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振兴：医养结合要“接地气” 养为主重预防

（对话人物 唐振兴，全国老龄办原巡视员，北京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学研究会研究员。）

随着中国社会老龄化的加剧，养老难题日益凸显，“医”、“养”如何更好地结合？养老政策如何更有效“落地”？智慧养老怎样改善？这些问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全国老龄办原巡视员，北京大学老龄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振兴。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推动医养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生活照料、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服务，促进慢性病全程防治管理服务同居家、社区、机构养老紧密结合。

谈概念

“中国式养老”重在疾病预防

新京报：在你看来，在医养结合模式中，医和养应该是怎样一种关系？

唐振兴：“医养结合”应该是养医和康复的融合，以养为主，医为辅，加上康复三者相结合。如果能做好疾病预防，从年轻时就预防各种慢性疾病、癌症等，达到无疾而终，才是真正的方向。

新京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到要促进“健康老龄化”，政府对疾病预防的宣传力度也一直在加大，您怎么看？

唐振兴：现在，很多人的健康观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些年轻人忽视健康，老年人又过分关注疾病。其实，应先转变理念，树立健康观念，没病先预防。很多人被动进入老年、进入失能失智状态。但如果不发展到这种状态岂不更好？从经济成本来说，预防失能失智是最划算的。

新京报：你觉得应该如何改变这种被动养老意识？

唐振兴：中国庞大的老年人数量和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中国不能走西方国家高福利、高待遇、高保障的路子。要想从根本上解决未富先老的状态，就一定要有备而老。

现在急需从娃娃抓起，加强预防为主的健康教育，因为一个人年轻时的生活方式将会影响到其老年的生活和生命质量。国家顶层设计出台了一系列养老政策，实际上从理念上指明了方向，但关键是如何做、如何落地。一些政策缺少实质性操作内容，各个养老相关的政策之间也缺乏系统性。

谈政策

政策不成体系制约养老发展

新京报：你提到中国养老政策缺乏系统性，是否意味着在实操过程中，可能因法律间的“断链”而出现问题？

唐振兴：在已经进入高龄老龄化的日本，养老政策有高龄社会对策、医疗、无障碍、老年营养、适老化建设等多部法律。以适老化建设政策为例，从国家到地方如何实施，都有细则配套，而且逐年完善修订，一直在不断充实、评估、完善。

而中国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尽管也有一些实施细则和文件出台，但都很零散，不成体系。我们对政策落实的监督和评估也需要加强。

新京报：可否举个例子说明上面的问题？

唐振兴：比如为了让老年人不缺失营养的老年餐。政策很好，政府给了补贴，商业机构和社会组织也认为有利可图，愿意进入。但老年人有各种慢性病，对饮食有很多个性化需求，这就需要专业营养师。而营养师的加入将导致成本增加，个性化老年餐也因此难以实现，这个问题如何解决？是未来需要考量的。

谈行业

智慧养老服务需“接地气”

新京报：目前，智能化手段已在养老行业发挥作用，政府和企业都在尝试，你认为现在智慧养老存在什么问题？

唐振兴：目前主要是政府在买单搭建智慧养老平台。比如政府在社区居家养老指导中心试点建立虚拟养老院（或称为智慧养老平台），通过此平台对接服务商，为老年人提供服务。老年人把需求信息反馈给中心，中心给商家派单，商家提供服务后，老年人把对商家的服务评价反馈给平台，然后服务费才会通过中心拨付给商家。中心也会协助政府机构来对商家进行监督，决定来年是否续约，形成一个服务闭环。但目前我们开展的试点仍很碎片化，最后一公里的服务还有缺陷。

新京报：可以举例讲讲最后一公里服务的缺陷吗？

唐振兴：很多服务商的服务能力不够，比如老年人的护理人员大多是来自农村等偏远地区的女性，知识、护理能力、认知水平都很有限，只能满足老年人的日常照料，谈不上康复。还有些服务商有初始热情，但进入后因为盈利少，热情减退，加上一些政策制约，很多服务做得不接地气，制约了智慧养老的发展。

谈未来

有顾虑，但不做“包袱老人”

新京报：你对于自己的养老会有顾虑吗？

唐振兴：有顾虑。计划生育政策对养老的影响是长远的，421家庭结构带来的影响会越来越大。到2030年，我76岁，我担心我们这一代人老了以后没人照料，因为老年人和青年人的比例差距太大了。如果四个老人都出现了身体问题，两个独生子女怎么办？而且，我们国家仍然处于养老发展的初级阶段，各方面准备都不足，所以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中国式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