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未来养老模式研究――基于时间银行的拓展路径

摘要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占中国总人口70%左右的广大低收入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问题，也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亟待解决的短板。由于政府养老资源的供给有限和个人养老资金的储蓄不足，时间银行这一新型互助劳务养老模式为完善低收入老龄化群体自我养老提供了新思路。为推进时间银行的广泛发展，本文基于扎根理论，探明了时间银行的构建思路，并通过时间的时间价值、简单劳务与复杂劳务换算、是否回到物物交易、时间储蓄继承制度的理论探讨和政府市场共同发力、加强信任机制建设、融入现代信息技术的保障措施解决了时间银行“规范运行”、“公平交易”、“通存通兑”、“转移接续”等时间置换与时间序列难题。本文旨在打造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一体化的养老服务生态，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务养老模式，为解决世界养老难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一、问题提出

人口老龄化是指由于人口生育率降低和人均寿命延长而导致的老年人口相对增加，进而致使总人口中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胡耀岭、原新，2019)。人口老龄化已是全球性的人口发展趋势，亦是世界上最难解决人口问题之一(左学金，2001)。国际上通常把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10%，或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中国在1999年正式宣布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统计局和民政部门联合提供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2.5亿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1.9%。并且，中国已经连续2年出现人口出生率下滑和人口自然增长率下滑的情况。2018年，中国人口出生率为10.94‰，比2017年下降了1.49个千分点；中国人口死亡率为7.13‰，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比2017年下降了1.51个千分点。面对严重少子化叠加快速老龄化的形势，中国养老的无形压力已成为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保障问题。

随着养老压力的不断增大，中国养老保障体系问题重重，传统养老模式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8年的调研数据，近七成居民对养老资金来源表示忧虑(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民生调查”课题组，2019)。那么，中国未来社会的养老问题如何解决？本文认为，破解养老问题的关键在于建立起低收入老龄化群体的自我保障体系。因此，在厘清多种养老模式的基础上，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养老模式存在的难题，重点探索了基于时间银行介入的自我养老模式中的劳务养老的理论支撑、发展路径和保障举措，以期为破解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难题开辟新的思维和方向。时间银行是置换养老服务时间价值的社会化平台，是一种适逢其时的新型社区生活理念，通过时间资源共享为低收入老龄化群体养老提供稳固的保障。基于时间银行的本质内涵，首先，本文阐明了时间银行的发展是共享经济理论的具体应用和实践创新，是对现有国家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模式的补充、丰富、完善和突破。其次，为了进一步完善时间银行的发展路径，本文通过采用扎根理论给出了具体指导：时间资源聚焦、竞争优势构建、政府资源支持、兑换机制完善、技术手段升级、参与用户扩展。再次，立足于解决时间银行的实践难题，本文依据时间的时间价值、简单劳务与复杂劳务换算、是否回到物物交易、时间储蓄的继承制度进行了理论探讨。最后，对于如何保障时间银行展开，本文指明了政府市场力量，信用机制建设、现代信息技术的关键作用。总体来看，本文一方面有利于从理论上探究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在中国具体情境中的广泛适应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养老模式；另一方面有利于从实践上明晰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具体措施，时间银行养老模式通过时间共享和资源互换达到了人际互动互助目的，进而增强老年人自我养老的参与感、获得感和幸福感，并对中国老龄化事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下文余下内容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综述，通过对现行国家养老、家庭养老、自我养老对比分析，阐明了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第三部分分析了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理论支撑、运行机理和运行框架；第四部分基于扎根理论发掘了时间银行养老模式的发展路径；第五部分对时间银行养老模式发展难题进行了理论探讨；第六部分针对保障措施进行了论述；最后是本文结语。

二、文献综述

养老模式，是指为老年人提供经济保障、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养老保障的方式。在上述3个方面中，经济保障是构建养老模式的基石，所以当前的研究多是从养老资金来源视角，将中国养老模式划分为国家养老、家庭养老、自我养老3种(孟艳春，2010)，3种养老模式并非相互对立和相互排斥，而是基于发挥优势和弥合不足共同服务于老年人口。本文同样基于经济保障责任主体来探究一种新型的养老模式。因此，厘清和判别每种养老模式的优势和不足，是探究最优拟合当前数量增长和智力提升的养老诉求的关键和前提。

(一)国家养老

国家养老是由政府制定养老服务政策并保障实施的一种养老模式，核心在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杨云帆，2015)。国家养老经费来源渠道较多，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福利彩票、公益慈善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的资金投入等，这可从源头上保障老年人晚年的基本生活(阳义南，2009)。然而，中国国家养老保障体系尚处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养老覆盖面小且保障力度低。面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每年新增800多万)、新生人口逐渐减少的困境，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健康产业蓝皮书：中国大健康产业发展报告》预测，2050年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将达4.83亿人；另据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中国老龄协会发布《奋进中的中国老龄事业》预测，2035年前后，中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4，2050年前后将超过1/3。然而，根据任泽平等(2019)在《中国生育报告2019》中预测，2030年中国新生人口将降至1100多万，较2018年减少26%，劳动力规模持续萎缩，2050年将比2018年大幅减少24%。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健全需要耗费大量资金，伴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资金问题更为凸显；另一方面，适龄劳动人口的减少，加剧了社会保障资金的短缺，进一步增加了国家在此方面的财政压力。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18年，全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赡养率为39%，养老保险收支缺口(剔除财政补贴)超过4500亿元，加之效益差的企业常年欠交养老保险费用，使得资金缺口持续扩大。2019年，中央对地方的基本养老金转移支付预算数为7391.87亿元，较2018年执行数增长10.9%。

可见，单纯依靠国家解决养老并不现实，当前国家只能承担满足养老基本生活需求的职责，随着社会养老问题的日益严峻，要实现老年人更高品质的退休生活还需要更多的社会资源投入以完善养老保障体系。李洪心和李巍(2012)通过对比欧美高福利开支的难题，认为国家提供较高水平的社会保障会很难适用于中国当前养老问题的严峻形势。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具备“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的社会特征，社会资源保障力度较低，国家财政资金支持有限，难以对老龄化人口提供全面、高质量的养老保障(穆光宗、张团，2011)。基于国家养老模式的难点问题，朱俊生(2013)认为，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同时面临内生性和外源性的双重困境，致使中国养老问题陷入两难境地。

(二)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中国传统养老模式之一，其实质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反馈模式。在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3个方面，家庭养老依靠血缘关系为纽带，以家庭单位为载体，更能主动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和责任(任德新、楚永生，2014)。家庭养老降低了国家的养老开支，一旦政府的保障职能不能如期兑现，可以规避国家养老在资金支持方面的风险，同时不存在服务和交易费用等成本问题(刘颂，2000)。中国目前解决养老问题主要还是以家庭养老为主，尤其是在广大农村地区，家庭养老优势较为突出(阳义南，2005)。

家庭养老是把基本的养老负担转化为家庭责任，一般主要由子女担负，然而在实施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影响下，家庭养老带来的经济压力开始凸显(唐利平、风笑天，2010)。首先，随着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果不断加深，独生子女家庭增多。李汉东等(2018)根据年龄移算法估计，截至2015年底，中国独生子女总量为2.246亿人，占同期出生人口总数的43%。伍海霞(2018)通过对第一代独生子女家庭的专项调查发现，由独生子女新组成的家庭需要供养男女双方父母，经济压力倍增，对家庭养老的支持意愿较低。例如，独生子女家庭难以承担持续上涨的医疗保障与生活消费支出，其为老年人提供的必要养老费用持续削减。其次，当子女面临较高的工作压力而以工作为重时，“空巢老人”现象较为普遍，“四二一”的家庭结构致使老年人精神慰藉和生活照料不足。在此情形下，家庭养老模式大多形同虚设，同时导致家庭养老演变成尖锐的社会问题(丁杰、郑晓瑛，2010)。风笑天(2006)指出，现实社会已失去了传统中国家庭养老模式的客观基础，依靠自我积累和社会资源养老成为解锁独生子女家庭养老困境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