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田花花老友会”：中国式“抱团养老”体验记

　站在油菜花田边拍照，一起爬上附近的山坡登高望远，在乡野寻找艾草、香椿、马兰头这些春日的自然馈赠……地处中国东部沿海的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港东村有十多位老人，春日里几乎每天都会举办一场“春田花花老友会”。

一起逛街买菜、跳舞、打麻将，老人们的生活其乐融融，如同多年老友。但其实他们相识不久，以前都是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我们这些老人自愿结伴，抱团养老。”这个“养老团”的发起人朱荣林说，他的目的很简单，想让晚年生活不孤独，有人可以相互照应。

镇上的桃花节开幕，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们前去观赏桃花（3月29日摄）。在杭州余杭区瓶窑镇港东村一栋小别墅里，有十多位“抱团养老”的老人，每天一起逛街买菜、跳舞、打麻将，如同多年老友。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抱团养老”原本是兴起于西方国家的概念，如今这样的养老方式正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老人所接受。

患重病动过两次大手术，身体差、心情也不好，每天凑合着煮些速冻水饺吃……这是“抱团养老”前，八旬老人朱荣林的生活状态。

“天天就睡在沙发上，叫他干点活也叫不动，起来走走都不愿意。”偌大的别墅中，静得只能听到彼此的喘息声，老伴王桂芬既担心老朱的身体，也早已忍受不了这样孤独的生活。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后来我们就想了个法子。”朱荣林早些年在网站上看到，“抱团养老”在西方社会已是很普遍的现象。

于是，2017年5月，老朱通过杭州的《都市快报》发布招募信息，邀请志同道合的老人到他家的别墅“抱团养老”。房租在1200元至1500元，伙食费、水电费另外结算，要求参与者无重大疾病和传染病、生活能自理。

参加抱团养老的老人们在院子里合影（3月25日摄）。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不出几天工夫，就有一百多对夫妇报名。老两口像面试官一样，先筛选简历再电话沟通，最后面试选拔出6户11位老人。有医生、编导、社科专家，也有普通工人。

其实在老朱之前，“抱团养老”在中国已有先例。“杭州、成都有人试过，都夭折了。”朱荣林希望他发起的“抱团养老”能长久运转下去。

为了入住的老人能和谐相处，朱荣林老两口专门制定了一份《结伴养老协议书》，涵盖了爱护设施、互相尊重隐私、轮流值日、作息守则等条款，入住的老人都需要签订协议。

近两年的时间过去，养老团的成员有进有出，陆陆续续换了四五户家庭。一群相互陌生的老人同住在一起，迥异的生活背景、千差万别的性格癖好和身体精神状况，这些问题都是“抱团养老”长期运转的考验。

“离开的原因不少，但健康是最主要的因素。”王桂芬说，有两户人家离开都是因为身体原因：一位是医生，深受帕金森综合征困扰，另一位老人则是自己下楼时摔折了腿。

80岁的朱荣林（左）和71岁的王荷花在手机上查看股市行情（3月29日摄）。新华社记者翁忻旸摄

《老年健康蓝皮书：中国老年健康研究报告(2018)》显示，至2018年末，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已达2.49亿，占总人口的17.9%。预计到21世纪中叶，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接近5亿，将占总人口35%左右。

有专家表示，目前社区养老不足1%，机构养老仅占2%，主要的养老压力都集中在家庭养老，但子女迫于生活压力又无暇照顾老人。

“养老院费用高、人满为患，不能自理的老人居多，就算想去也排不上队。”养老团成员王荷花说，自己年纪还不大，生活还能自理。

“子女也50多了，他们有自己的事业要忙，也有子女要照顾。”80岁的谢前明在2018年和老伴报名参加了老朱的“抱团养老”。“我们不想麻烦子女，但又希望晚年生活能过得充实快乐一点。‘抱团养老’是个好办法。”谢前明说。

不想给子女添麻烦，但又渴望子女陪伴。这种矛盾的心态是养老团每位老人心照不宣的秘密。“抱团养老”的参与者们都很清楚，小别墅只是他们临时的“快乐驿站”，是回去让儿女照顾还是去养老院，是他们终究要面临的选择。

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朱荣林夫妇，步履蹒跚的他们也不知道能带领“养老团”经营多久，如果没了这两位主心骨，这个“养老团”是否还能继续下去？